修《地藏经》，如果与地藏菩萨的大道相应，就不仅求自己解脱，还希求众生都能解脱。这就涉及到一个发心的问题，比如把诵《地藏经》的功德回向给一切众生，还比如说去放生，这都很好。

道场很主张大家做几件事：第一件事多放生;第二件事多闻法，闻正法，闻了正法你才有智慧，有智慧你才会超出生死轮回。通过多放生可以得到我们想求的财富自在、智慧、健康长寿。所以我们不妨多一点放生，这个是非常好的事。为什么呢?我们放生要拿钱出来买，这个是财布施。财布施是因，财富自在就是果。

放生一定要对着众生念《放生仪轨》，这就种了一个解脱的种子在里面。众生闻了法之后它第二世就有机会转人身，得到解脱，很重要。这是法布施，法布施是因，智慧就是果。

你千万不可以说：哪个法师说我身体不好，我要放三十万条生命，赶快去菜市场买，倒下河就算了，这样就搞错了。一定要对着它念《放生仪轨》，而且要如法地念，不可以法师在大殿念《放生仪轨》，那些放生的东西摆在很远的地方，这个作用就差很远了。一定要给众生闻到佛法，这样才是。你不要以为畜生道它不懂，你给它八识田种下种子，它就有机会解脱。

有一位法师他出家之后，《妙法莲华经》前半部他看一遍就可以背得出来，后半部他读了三年都背不到。他就问他的师父：怎么会这样呢?

他师父入定观察告诉他：你前世是一头牛，住在这间寺院的山脚下。有一天，农历的六月六，法师就将藏经阁的经书全部拿出来晒太阳，怕给虫蛀了。刚好那头牛冲进这间寺院，它看到好多经书，就闻经书，那头牛刚好闻的是《妙法莲华经》。而且很巧刚好有一阵风吹过来，书一页页地翻过去，刚刚翻了一半，它就闻到一半，主人来将那头牛拉走了。

那头牛以此福德因缘就死了，脱离了畜生道以后它就投胎为人，而且有这个机缘，今生他就出家。而且他前生用牛鼻闻了一下前半部分，今生他看一遍就可以背出来，后半部分他就读来读去都不记得。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你种小小的因就有很大的果报。所以放生的时候帮它们种这个小小的因，一定要祈求：希望它们快速地脱离畜生道，可以快速地得人身，闻正法，得解脱。这样对着它们念就好了。这是法布施。

一定要买那些如果我们不买来放，别人就拿来杀的众生，这样放生是最有效果的。因为贪生畏死，一切众生都是这样的，如果它差不多要死，我们将它买来放了，这个是无畏布施。无畏布施是因，健康长寿就是果，所以要如法放生。但是一定要注意，如法放生很重要的。

道场不太主大家放鸟，为什么?现在的人为了赚钱，做生意不顾一切，那些鸟从哪里来的?有两种来源：一种是人工养的，这些放出去就死了，你不是放生而是放死。一种是去到湖南、广西那些地方，拿一个很大的网，到晚上罩住整片树林，然后拿着手电筒周围照，那些鸟都很惊慌，飞飞飞，一网就打尽了。之后就运回广州，广州又送回东莞，在路途中间，为了你放一只它就死了三只，这样就没那么好了。因此不太主张别人放鸟，除非你见到别人刚好抓到一只鸟，马上把它买来放掉，这样就好，所以不要注重表面形式上的东西。

而且放生一定要放有活力的东西，那条鱼快要死了你都买来放生，不用你放它都会死了，所以买一些有活力的放。而且最好没有什么分别心，你去到市场，见到什么就买什么，这样就比较如法。

另外一个方面，要放在一定是适合它生存的环境。如果将淡水鱼倒进海里它就会死;将山龟放进水里它也会死;水龟放在山里它也会死。乌龟很怕蚊子咬，蚊子和龟是天敌，蚊子咬龟一口，这个龟马上就会死;同样龟死后磨成粉，你拿火柴点燃一点点，那些蚊子就全部跑光了。所以一定要放在适应它生存的环境。

好像东莞的东江河，全都是用石头砌起来，砌得很整齐，你买一点黄鳝鱼去放，好不好呢?这个东江河的河底很深，边边全部都看不到底泥，它不可能钻得很深，放下去它就会死了。这样就不好了，一定要河两边有土，它可以有地方钻，这样就好，适应它生存的环境。

说这些，就是提醒地藏道场的道友，地藏法门是心地法门，我们要改运，要成佛，都要靠地藏菩萨的加持力，也就是他力。而恶道众生得解脱，也要靠他力，这个他力，不仅是诸佛菩萨的救度，还要靠佛弟子们布施的福德因缘。

南无本尊地藏王菩萨摩诃萨!

要讨论佛教的社会功能问题，首先必须弄清楚佛教是什么？也就是说，佛教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在我国，有三种说法甚为流行：一是说佛教是封建迷信；二是说佛教是文化；三是说佛教是教育。

细究起来，这三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阶层颇有市场的说法（有的在一定时期甚至是权威和无异议的）都没有把握住佛教本质特征，有的甚至极为偏颇。

先说封建迷信说。这是解放后，特别是“文革”时期极左路线指导下的产物，是所谓的机械唯物论的、一刀切的、贴标签式的定义，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数十年间曾左右着人们对佛教的思想认识，把哲学史机械地看成是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之间的斗争。根据这样的政治思想性的分类，得出的结论必然是：

唯物论＋辩证法＝革命、进步
唯心论＋形而上学＝反动、倒退
被当作唯心论的佛教理所当然地就和反动、倒退、愚昧、迷信画上了等号。

其实这种政治定义是根本不能成立的。稍懂佛教史和佛教教理的人都知道，佛只是“觉者”的意思，佛陀是人不是神。佛教教导人们追求的最高目标——成佛，是人格的最高升华。佛教最反对个人崇拜，即便是佛弟子对佛陀也是如此，甚至佛陀教导弟子，他去世后，要“依法不依人”，沙门不敬封建帝王，不对封建帝王跪拜施礼。佛教教人实践八正道，正见、正信是贯穿始终的。佛教否定创造神，强调的自性的解脱，从不迷信神灵的救度。佛教同外道的斗争，始终都是用智慧而非其他。至于佛教汉化后出现的迎合世俗需求的偶像崇拜、烧香烧纸等，结合的是中国本土的一些民俗，流行在下层信众之中，一直为正信的佛教所批评。而巫婆神汉的装神弄鬼，根本只是附佛外道的作略，始终受到正信的佛教的批判。说佛教是封建迷信，其实是对佛教的歪曲。

再说文化说。最初提出“佛教是文化”的观点是八十年代的事，当时全国正在拨乱反正，但左倾势力还很大，数以亿计的中国人的思维仍定势于佛教等于封建迷信上，绝大多数仍然戴有色眼镜看一切宗教，把宗教当作精神污染。赵朴老在为《文史知识》写的“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一文中说：“现在有一种偏见，一提中国传统文化似乎只是儒家文化一家，完全抹煞了佛教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抹煞了佛教徒对中国文化的贡献。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佛教与中国文化》第3页，中华书局1988年10月版）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提出“佛教是一种文化”，可谓独具智慧。但这同样也是权巧方便，是一种对治悉昙。赵朴老首先引导人们认同佛教是文化，包括创办《佛教文化》杂志，可谓用心良苦。《汉语大词典》对“文化”定义为：“人们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教育、科学、文艺等。”（第6卷）从“文化”的概念来看，人类的一切精神和物质财富都是文化，这是一个极为广泛的范畴。而且，随着大家认识的深化，强调佛教是文化的社会思想背景发生了变化。今天“文化”这一概念已经被泛化，有些人言必称“文化”，不仅有茶文化、酒文化，甚至还有太监文化、娼妓文化、厕所文化……很显然，现在再泛泛地说佛教是文化，既不能准确反映佛教的本质特征，也有将佛教庸俗化之嫌。

还有教育说。近些年来，海外个别法师提出，佛教是教育，得到了一些人的赞同。从化民导俗的角度看，说佛教是一种教育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教育仅仅只是佛教的一种功能而绝非是其根本特征。《汉语大词典》对“教育”的定义是：“培养新生一代准备从事社会生活的整个过程，主要是指学校对儿童、少年、青年进行培养的过程。”（第5卷）这种教育大多是知识、技能、技巧的传授和获取，至多是智能的培训，与佛教教育有很大的不同。佛教具有教育功能，但不是教育，更不是社会上的学校教育。佛教重在开启人的智慧，这种智慧是教、理、行、证的合力作用下获得的，其中“教”及所教的“理”只是一个方面，还必须有“行”（实践）和“证”（目的达成）。“行”与“证”与其说具有教育的特点，不如说更具备宗教的特色。由于教育不具备“信仰”与“信仰实践”这两个最重要的特点，片面地说“佛教是教育”，是对佛教信仰的淡化。

那么，怎样定义才能揭示佛教的本质特征呢？我们认为，佛教是一种宗教。只有把佛教定位于宗教才能揭示其本质特征。文化也好，教育也好，都是佛教作为宗教的一种表现形态。

早在20世纪80年代，赵朴初就提出宗教构成三要素的观点，即宗教由信仰形态、文化形态和（由宗教组成的）社会实体形态三部分构成。在这三要素中，信仰是核心，是佛教作为宗教不同于文化和教育的本质区别。游骧先生在忆念赵朴老时明确指出：他提出“佛教是文化”，并非要淡化宗教的思想信仰形态，其实是在强调“宗教首先是一种信仰，同时还是一种文化”。（见《法音》2001年第6期第12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信仰是其根本的决定性因素。抓住这个根本要素，就能划清正信与迷信的界线，就能避免泛文化论和泛教育论。
因此，佛教的本质特征表现在对佛教教理的信仰和在此信仰指导下的宗教实践。文化形态、教育功能蕴含于宗教之中。

佛教是宗教这个定位，决定了佛教的社会功能主要是发挥宗教功能，其中最重要的是发挥宗教道德功能和宗教实践功能。

一、发挥佛教的宗教道德功能。宗教道德是宗教的核心内容，佛教的道德突出表现在五戒十善、悲智双运等内容上。中国古来即将佛家的五戒与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的传统相比附，很好地说明了佛教的道德思想与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的暗合。也可以证明，佛教的戒律思想是以人类的普遍道德思想为基础的。佛教自传入中国后，一直在和中国文化交汇、融合，它的社会功能表现在净化社会风气、净化人心上。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佛教作为宗教业已成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有特殊的作用，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以德治国”，这个德显然不仅指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也包涵着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观。“德”与“法”有相辅相成的作用。佛教独有的“五戒十善”，通过戒生定发慧，对提升每个社会分子的道德水准都是有意义的，这种直指人心、净化人心的功能是治本之道，具有内省性、自觉性、长期性。一个真正虔诚的佛教徒去做作奸犯科、违法犯罪的事是难以想象的。近代以来，很多佛教有识之士大力提倡“人生佛教”，就是对佛教道德功能的充分发挥。太虚大师1940年在《我怎样判摄一切佛法》中明确说：“到了这（现在）时候，……依声闻行果，是要被诟为消极逃世的。依天乘行果，是要被谤为迷信神权的。不唯不是方便，而反成障碍了。所以在今日的情形，所向的应在进趣大乘行；而所依的，……确定在人乘因果。”太虚大师以为：“依佛陀的本怀说，依应时的妙方便说，决非独善的、神秘的菩萨行，而是依人乘行而进趣佛乘的菩萨行。”

二、发挥佛教的宗教实践功能。“成佛”是佛教信仰者的最高理想，而实践这一理想的道路是多种多样的。以大乘佛教思想为主的中国佛教，更强调自利利他，积极入世。中国的佛教徒数以亿计，除了作为专职宗教师的比丘、比丘尼等出家众外，更多的是分布于社会各阶层、各行业的居士众。他们的社会活动、工作、学习、生活与佛教理想是统一的。佛经强调佛教徒要报四重恩，即天下恩、国王恩、师尊恩和父母恩。这种报恩心是克己奉公、报效祖国、回报亲人和师长的精神动力，与现在大力提倡的无私奉献、为人民服务是一致的。太虚大师早在二十二岁时就认为：“善学佛者，依心不依古，依义不依语，随时变通，巧逗人意。依天然界、进化界各种学问。种种艺术，发明真理，裨益有情，是谓行菩萨道。”将菩萨道实现于现实人生社会中，这就是太虚大师阐扬的菩萨行。他认为：“六度、四摄，是一个纲领。从具体表现来说，出家的可作文化、教育、慈善、布教等事业。在家的……在家菩萨，农、工、商、学、军、政──各部门，都是应该做的工作。领导社会，作利益人群的事业”。他还在《从巴利语系说到今菩萨行》中说：“今后我国的佛教徒，要从大乘佛教的理论上，向国家民族，世界人类，实际地去体验修行。……本着大乘菩萨的菩提心为主因，慈悲为根本，实践方便的万行，发挥救世无畏的精神。……总之，我们想复兴中国佛教，树立现代的中国佛教，就得就现整兴僧寺，服务人群的今菩萨行。”满怀报恩心的佛教徒为社会、为国家、为他人去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愿力是强大的。以太虚大师、赵朴老等为代表的大德所倡导的人间佛教、人生佛教运动，是中国近、当代佛教史的重要内容。在他们的倡导下，佛教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之路。

以上的分析，一是为了揭示佛教的本质特征，二是希望通过揭示其本质特征，说明其社会功能。至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作为宗教的当代中国佛教，不仅完全能适应社会主义社会，更能在与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协调过程中，焕发出崭新的风采，发挥出更加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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