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四大宗教之一的佛教，对中国来说是外来宗教。尽管如此，它在两千年的历史发展中，还是在中国的思想文化土壤中生根发芽，与儒道思想一起，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三大支柱之一。目前中国五大宗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中，佛教的信众最多，就其社会影响而言，也是范围最大、最深入的。

中国佛教文化的巨大价值和丰富成果是由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决定的。中国历史上的皇权统治使得佛教始终没有超越世俗政权，其宗教神权也未能成为政权之上的权威。这样，一方面决定了它再现生命、重视生命的性质，另一方面也抑制了宗教权力与政权之间的矛盾。在与儒教和道教的斗争中，中国不断与它们融合，实现了其作为外来宗教的“中国化”过程。中国自古以来浓厚的无神论和泛神论传统，成为对一切宗教迷信的强烈抵制，从而大大削弱了佛教的负面效应。正是在这种现实环境下，居士汉传佛教十分发达，尤其是佛教与一些知识分子的关系，使其在佛教文化史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广大爱国信教群众作为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力量，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对于包括佛教在内的宗教相关的理论问题和时间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讨。这种讨论对于宗教本身的存在和发展，对于宗教和宗教文化的积极作用都具有重要意义。佛教文化的现代意义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讨论。它是佛教文化遗产。现在人们对这方面的认识基本一致，大多高度肯定其价值和意义。另一方面是当代佛教文化，即如何看待佛教文化在现实中的价值和意义，如何发扬其在历史上源远流长的优良传统，从而有助于当代学术研究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事实上，佛教历史上优秀的文化传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代佛教的发展方向。如果我们能够积极地发扬这一传统，提高“四民”(比丘、比丘尼、居士)的思想文化水平，批判地继承佛教的文化成果，并有意识地引导他们走向社会文明和文化建设的方向，当代佛教文化必将在社会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以下是对这个问题的一些个人感受。

首先，佛教世界观和人生观的积极意义。佛教说“佛似乎是世间大事”，就是解决人的“生死大事”。其实这也是人生观的根本问题。早期印度佛教证明了“人我皆空”，即人是五蕴合一，发展到大乘佛教阶段，又进一步证明了“法我皆空”，即现象世界一切众生都是变异的，因缘而生，无自性，使法我皆空，进而进一步达到“三空”。这种完全的空性，需要打破人体对外界的一切依附，从而否定贪、嗔、痴。由此推断，佛教人生观的悲观宿命论色彩十分浓厚，在物欲横流的关注中更是荒谬有害。但是，从佛教所谓的“智慧无差别”和“般若观”出发，对于金钱、物欲、权力等一切在“文明社会”中是“恶”的根源的东西，我们必然会采取一种超然的、崇高的态度。这样佛教就会对利己、贪婪、掠夺、侵略等起到一定的抵制和遏制作用。以及由此引发的一切罪恶。在佛教历史上，许多有名的和不知名的佛教高僧，如法显、玄奘、易经等。无意成为今天应该继承的宝贵精神财富，为他们为了追求真理而锐意进取、甘冒生命危险的精神。这很好的体现了佛教人生观的实用价值。在商品经济的今天，如果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危害是不可估量的。面对这种现实和生活状态，有必要倡导社会公德，鼓励无私奉献，宣传公物奉公作风和社会主义道德，同时，中国历史上的优秀伦理传统可以而且应该发扬光大，作为构建新道德和新人生观的借鉴。这也包括佛教人生观中有价值的部分。

其次，佛教在社会伦理建设中的意义。佛教创立之初，就非常重视社会热点伦理问题。佛陀在世时，明确反对偶像崇拜，诅咒迷信，更关注人的“生死大事”。中国的佛教用八个字总结了所有的修行：“一切恶有终结，一切善有追求。”当然，其中所说的“善”与“恶”是有具体内容的，不能一概而论。但诸如慈悲、平等、护生(从反对战争、捍卫和平到关爱生物、保护环境)等理念和做法，有着积极的伦理价值和宝贵的内涵，值得借鉴。这些伦理成果也是作为宗教的佛教与无神论之间的重要纽带，是宗教与社会主义制度和谐的重要基石之一。当然，佛教伦理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具有宗教所特有的无知和绝对性。如果说屈辱，分不清是非等等。而且佛教伦理作为一个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的体现，必然是虚伪的、欺骗性的：没有绝对的平等，没有无缘无故的善恶。我们在充分肯定佛教伦理的价值，继承其现实意义的同时，也要切实坚持批判和分析的立场。

再次，佛教自身的宗教学术对“留学”(世俗学术)的贡献是巨大的。印度的佛教本来就有丰富的学术内涵，佛教的智慧不会浪费人间的智慧。在中国发达的文化传统中，佛教必须与学术协同发展。历史上大量知识分子入佛，儒佛交流成为一种风气。这样佛教的学术水平就大大提高了，佛教可能在各个学术领域取得更多的成就。比如哲学，外来的佛教教义和学说，包含了古印度和中亚民族丰富的哲学成果；六朝时期发达的义学和宗派佛教有着丰富的哲学内容。无论是外国的大师，还是中国的大德，都堪称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其中不乏站在时代前沿的人物。比如，外国的龙树和亲戚，中国的僧肇、慧能、申慧都为中国哲学史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此外，中国人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接触了大量的外语知识，同时也接受了丰富的外来词，汉语的语法结构受到了影响和改变。至于佛经的注释、佛教音义书的著作、外文字典的编纂，对中国语言学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多方面的意义。

最后，佛教对文学艺术的贡献更是硕果累累。许多优秀的佛教文学艺术作品是中国文学艺术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对历代文人的生活、思想和创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为历代(包括当代)文人和民间文艺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题材、体裁、语言等。可以知道，中国历史上佛教文化的积累是非常丰富的，水平很高，价值很大；批判地研究和总结佛教文化的历史和当代成果，发掘其积极的、有价值的内容，使之成为发展民族文化、建设精神文明的借鉴，是佛教文化的主要现代意义。从历史发展来看，宋代以后佛教在中国和中土急剧衰落，这与理学发展繁荣带动的儒学复兴趋势有直接关系。在现代“新文化运动”中，对佛教的批判或否定更具有必然性和必要性。但是，应该承认，无论是历史上的新儒家，还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都对佛教有形而上学的一面。鉴于此，现代佛教内外一些人不断提出整顿和振兴佛教的意见，包括太虚大师提出的建设“生命佛教”的主张。中国自建国以来，国内的爱国佛教徒也实行“四射”“六射”，庄严敬国，享乐多情，希望建立适应时代的新“人间佛教”。因此，无论从佛教自身发展的角度，还是从挖掘和传承佛教文化遗产，发挥其在当代文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的角度，认识佛教文化的价值和意义，进而提高佛教文化的研究水平，都是当务之急。

总之，无论是从继承民族文化遗产的角度，还是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角度，还是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角度，我们都必须重视、发掘、研究和继承历史上佛教文化和学术的成果。而且这部著作对佛教本身的生存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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