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朴初先生和新中国的中日佛教文化交流
杨曾文
中国著名的爱国宗教领袖、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受到各界民众尊敬的赵朴初先生与世长辞了。消息发布以来，举国上下为之深切哀悼。
赵朴初先生在近七十年的漫长生涯中，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崇高利益，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兢兢业业，鞠躬尽萃，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回顾赵朴初先生一生的功绩，有许许多多的方面需要认真总结，以永载青史，昭示世人，激励人们为振兴中华，造福民众而努力奋斗。
这里仅就赵朴初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后中日佛教文化交流中所作出的重要贡献谈谈自己的所知所闻，以缅怀这位永远活在广大人民心中的当代最伟大的佛教居士，杰出的宗教领袖。
一、 重架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桥梁，促进两国民间外交
重庆寺庙放生乌龟中日两国隔海相望，自古以来保持着密切的文化交流关系。在这当中，佛教曾发挥重要的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对日本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日本佛教是中国的佛教的移植和发展，信奉佛教的广大民众对中国人民具有浓厚的感情。然而进入近现代以后，由于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实行野蛮血腥的侵略扩张政策，中日人民之间的正常的文化交流和友谊受到严重破坏。尽管如此，埋藏在两国人民内心的深厚兄弟情谊是不可能被军刀斩断，被战火焚灭的。因此在战争一结束，两国佛教界的有识人士便迅速探求建立新的联系，发展两国之间的佛教文化交流，恢复和发展人民之间的友谊。在中国方面，赵朴初先生代表中国佛教协会首先向日本佛教界伸出友谊之手，促使两国佛教界建立起了新的友好交往的桥梁。
中国佛教徒的联合组织是成立于1953年6月的中国佛教协会。在此会正式成立的前一年，即1952年，在北京召开了亚洲与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赵朴初先生代表中国佛教界托人转赠日本佛教界一尊药师佛像，立即在日本佛教界友好人士中引起巨大反响。1953年初，日本佛教界友好人士联名给中国佛教协会回信，对日本佛教界未能制止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侵华战争表示忏悔，并热切希望重新缔结两国佛教界友好关系。当年，日本的日中友好协会、工会组织和佛教友好团体共同组成“中国殉难烈士慰灵实行委员会”，由参议院议员、真宗大谷派的大谷莹润担任会长，本着“人道、和平、友好”的精神，发动佛教徒调查、发掘在战争期间被劫持到日本的中国被害劳工的遗骨，前后经过3年多时间分9批送归在日殉难的中国烈士3000人的骨灰，提交4万人的劳工名单。此后这一活动虽停止下来，但日本佛教界友好人士继续广泛推进两国佛教徒友好的活动，促进日本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为以后进一步展开两国佛教文化交流打下了基础。
1955年日本召开禁止原子弹、氢弹的世界会议，赵朴初先生应邀出席会议。此后在1957年又出席会议。赵朴初等中国代表通过出席会议的机会与日本佛教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赵朴初后来在回忆中充满感情地说，他在此结识了日本佛教界的友好人士大谷莹润、菅原惠庆、大西良庆和道端良秀、小野冢润澄诸长老，“为了推动中日两国佛教界的友好交往，为了促进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这几位日本长老倾注了毕生的心血，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赢得了中国佛教界和中国人民的尊敬与深深怀念。”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日本政府追随美国敌视中国，与中国的关系处于一种不正常的状态。在佛教界，日本传统佛教宗派的联合组织“全日本佛教会”长期以来附合日本政府的政策与中国佛教界不正式发生往来，而与台湾地区的佛教组织保持联系。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与以赵朴初先生和中国佛教协会代表的中国佛教界开展友好往来的主要是由一些宗派的友好人士组成的宗教、佛教的友好团体。正是日本佛教界这些友好人士和组织在开展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促进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1972年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这一重大事件的实现除了有迅速变化的国际因素之外，中日两国有关人士和各阶层人民，包括长期从事日中友好活动，促进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的佛教界的大德、朋友的积极努力发挥了重大作用。赵朴初先生在《中国韩国日本佛教友好交流会议预备会议上的讲话》指出：“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不能忘记这些前辈们，大谷莹润、菅原惠庆、西川景文、椎尾辨框、大西良庆等诸位先生。这些人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为两国佛教界的友好，为两国人民的和平友好事业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和贡献。”他们从事的一系列日中友好活动，“对促进两国邦交正常化，签定两国和平友好条约起了重要作用”。
二、努力开拓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新局面
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后的第4年，“文革”结束，1978年底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宣布全党全国以经济建设为工作重心，使中国迅速走上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
在新形势下，赵朴初先生和中国佛教协会积极开展与日本的佛教文化交流，进一步增进两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1978年4月，应日本“日中友好宗教者恳话会”、“日中友好佛教协会”的邀请，以赵朴初先生为团长的中国佛教协会友好访问团对日本进行了为期3周的访问。这是“文革”后中国佛教协会第一次组团访问日本，取得了空前的圆满成功。代表团到奈良参拜唐招提寺和鉴真和尚墓，与日本友人共同缅怀鉴真和尚当年历尽艰辛赴日弘法的业绩。招提寺住持森本孝顺长老提出让鉴真和尚坐像(干漆夹苎)回国探亲的愿望，赵朴初团长表示将尽力使此事早日实现。1978年10月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同志应邀访问日本，在参观唐招提寺时森本长老又提起此事。邓小平同志表示此是好事，将促成此事。1980年4月，鉴真大师坐像在森本长老亲自护持下被送到北京法源寺，接受众多同胞的瞻仰和礼拜供养。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实行，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中日两国在各个领域交流和合作的加强，中国佛教界代表到日本访问的次数和人数都有增加。1992年5月，中国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一行应邀访问日本，出席奈良药师寺“玄奘三藏院”匾额揭幕法会和在东京举行的“日中友好宗教者恳话会”(简称“日宗恳”)成立25周年的纪念活动，受到日本佛教界热烈欢迎。赵朴初会长在会上发表讲话，热情赞扬和肯定日本宗教界人士多年来为开展中日两国友好，促进两国恢复邦交正常化所作出的努力和巨大贡献，在满含深情缅怀已故大谷、菅原等友人的同时，为日本宗教界从事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而感到由衷的高兴，盛赞他们“继承和发扬老一代辈的崇高理想，正在积极有效地开展工作，为日中友好事业继续更好地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当时的日本首相宫泽喜一在官邸会见赵朴初会长。日本各大新闻对赵朴初为首的中国佛教界代表的访日活动作了连续报道。
1993年10月，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应日本佛教界邀请，第15次率团访问日本，参加纪念日中佛教友好交流暨庆祝中国佛教协会成立40周年的大会。日本全日本佛教会会长、天台宗座主山田惠谛亲自下比睿山到京都车站迎接赵朴初会长一行。赵朴初会长在大会上回顾了从1952年之后40年来两国佛教交流的往事，说：“通过双方的携手合作，我们紧紧扣住和平友好这一时代的主旋律，在增进了解、发展友谊、交流合作、维护和平等方面，谱写了一曲又一曲和平之歌，友谊之歌，佛法之歌。”
1995年8月迎来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中国宗教界发表和平文告，表达与世界人民一道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强意志。中国佛教界举行祈祷和平法会和座谈会，结合佛教教义，表达希望国家安定团结，繁荣富强，世界兵戈永息，持久和平的良好心愿。10月，中国佛教协会邀请以“日中友好宗教者恳话会”会长大谷武为团长的“日本佛教朋友访华团”，在北京举行“二十一世纪中日佛教友好交流展望座谈会”。会议基本宗旨是“纪念先德，毋忘历史，世代友好”。日本代表团长大谷武是当年积极从事日中友好的大谷莹润先生之子，团员菅原钧是菅原惠庆之子，大西真兴是大西良庆之子，笠原良子是道端良秀之女等。中日佛教界有着两代之交的朋友的聚会，洋溢着发自肺腑的深厚情谊，双方在回顾了以往两国佛教界友人为促进两国人民彼此理解和建立友谊，为恢复两国邦交所经历的艰难历程之后，共同表示今后为实现两国世代和平友好将继续奋斗下去。赵朴初先生在回顾当年日本朋友专程送来“日中不战之誓名簿”之后，意味深长地说：“今天，在这个庄严的聚会上，我把当年这一册由我亲手接受下来的签名簿，用纪念照片的形式‘交还’给各位贵宾，也就正是想和各位，和日本佛教界所有朋友共同来思考，为什么先德们一定
要立下‘日中不战之誓’？我们怎样才能确保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中日两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呢？我想，纪念先德，勿忘历史，就是我们这次聚会的特殊意义所在，也是我们今后长期友好下去的重要保证。”
日本朋友回国后，向日本佛教界介绍了这次会议情况。为了进一步开展日中友好活动，实现21世纪两国关系和平友好的光明前景，他们多次率团来中国参观当年日军在南京制造大屠杀的现场、发动“七七”事变的芦沟桥等地参观，引导更多的日本民众了解日本当年侵略中国的真相，记取历史教训，促进两国友好。
三、重提“黄金纽带”佳话，推进东亚佛教文化交流
中国在古代是北传佛教的中心。中国汉语系佛教在公元4世纪后期传到朝鲜，然后在6世纪中叶传到日本。长期以来，佛教是东亚三国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和纽带。
1993年以赵朴初会长为团长的中国佛教协会代表团出访日本参加日本佛教界纪念中国佛教协会成立40周年的庆祝活动，韩国佛教界也特地派代表出席会议。赵朴初先生在讲话最后热情地表示：“中日韩三国的佛教文化是我们三国人民之间的黄金纽带，源远流长，值得我们珍惜、爱护和继续发展。祝愿韩国佛教昌隆兴盛，祝愿中日韩三国友谊万古长青。”赵朴初这一三国佛教“黄金纽带”的比喻和深入发展三国佛教友好交流的构想，立即得到韩国和日本朋友的赞同和共鸣。他们提议召开三国佛教首脑会议，以进一步推进三国发展友好关系。
经过三国佛教界代表的协商和筹备，“中韩日佛教友好交流会议”在1995年5月22日于北京召开。来自三国的代表105人出席会议，并有韩国、日本的朋友500余人列席会议。会议以“友好·合作·和平”为主题，旨在构建三国佛教的友好关系，积极推动三国人民的友好交流，维护东亚稳定，维护世界和平。
赵朴初会长先后为会议致开幕词和闭幕词，说三国佛教徒和三国人民自古以来有着悠久、深厚的亲缘关系。三国山水相连，文化习俗同源，宗教信仰也一脉相承。许多纽带把三国密切联结在一起，
在所有这些纽带中，有一条源远流长，至今还闪闪发光的纽带，那就是我们共同信仰的佛教。我曾送给它一个名字：黄金纽带。这条纽带史自有来。回溯历史，佛教在中韩日三国人民的文化交流中起着媒介的作用。可以说，佛教上的合作与交流是中韩日三国文化交流史上最重要、最核心的内容。
他联系当前的世界局势，希望三国佛教徒要继承和发扬自古以来三国友好合作的传统，让这条黄金纽带“联结更多的国家和民族，为亚洲的繁荣与稳定，为人类的和平与幸福披精进铠，作大功德”。
三国佛教界代表在致词和发言中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愿意为通过佛教交流加深三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推进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事业做出的贡献。
会议通过《北京宣言》，对三国佛教友好交流对推动三国友好合作和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事业的重大意义予以充分肯定，还说：“会议回顾了众所周知的在半个世纪前发生的那场战争给中国、韩国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会议吁请三国佛教徒提高警觉，维护公理，伸张正义，防止历史悲剧重演。”按照会议宣言，此后轮流在三国举办三国佛教友好交流会议。
以国家主席江泽民为首的中国领导人对这次会议的召开和取得的成就表示热烈祝贺，认为会议以“友好·合作·和平”为主题体现了中韩日三国佛教界人士和人民要求和平与发展的愿望，相信此会将对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事业起到积极作用。(《人民日报》1995年5月23日、5月25日报道)
中国与东亚各国发展全方位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进一步增进睦邻友好，对维护亚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有着极其积极的意义。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中日两国佛教所开展的持久广泛的佛教文化交流，近年与韩国迅速发展起来的佛教文化交流，以及这些交流在促进中国与日本、韩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中发挥的重大作用，我们自然会想到赵朴初先生为此所作出的巨大的不可替代的贡献。赵朴初先生及其伟大业绩，将永远彪炳史册，为人们怀念和称颂。
(文：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杨曾文)
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思想内涵(理净法师)内容提要：
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思想从形式而言，包含了当时佛教界的各个方面，比如僧伽教育、教制改革、庙产兴学、创办佛教刊物、服装改革等。但其内涵主要体现在佛教“入世”的精神，使得佛教思想更加“人生”化。因此，太虚大师大胆的提出“人成即佛成”的“人生佛教”思想理念。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思想后来发展为“人间佛教”思想。所以，太虚大师是“人间佛教”思想的最初倡导者和实践者。我们今天研究太虚大师的“人间佛教”思想，就应当正确认识和了解太虚大师当时生活的时代和佛教发展的状况。这样才能更好的将太虚大师的“人间佛教”思想发扬光大，使得“人间佛教”思想为和谐社会做出贡献！
关键词：
太虚大师 人生佛教 佛教革命 五戒 十善
作者理净法师，中国佛学院副教授。
绪 论
太虚大师是近代中囯佛教思想史上的改革者和革命者，是著名的佛教思想家和佛学家，也是近代著名的佛教高僧。太虚大师青年时期，思想激进智慧超群，是一位具有时代热血的青年，理想成为一位政治家。太虚大师早年熟读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邹容等革命人士的著述，深受激励向往革命。对托尔斯泰、巴枯宁、蒲鲁东和马克思的哲学著作也都有所涉入。太虚大师在其《自传》中说：
我的政治社会思想，乃由君宪而国民革命，而社会主义，而无政府主义。并得读章太炎《建立宗教论》、《五无论》、《俱分进化论》等，意将以无政府主义与佛教为邻近，而可由民主社会主义以渐阶进。[1]
太虚大师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国内时局的艰难，由此想到了运用宗教精神来救国人的思想。于是，于普陀山锡麟禅院闭关自修，印光大师为之封关，并题其关房曰“遁无闷庐”，太虚大师自署曰“昧庵”。
太虚大师是中国近代佛教改革运动中的一位理论家和实践家。他早年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认为，由于时代的变迁，中国佛教发展到近代已不可能再照原来的样子继续下去了，而必须在各个方面做适应时代的调整和改革。在其《自传》中说：“中国政治革命后，中国的佛学亦须经过革命。”[2]因此，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振兴佛教、建设新佛教文化的事业，为中国佛教的发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太虚大师由此在全国创办僧伽学院培养佛教人材；组织居士正信会团结各界信教群众；组织出版佛教书刊杂志，宣传佛教教理和佛教文化。对中国佛教今天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太虚大师提出对佛教改革的一些主张和思想，对我们今天的佛教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太虚大师提出“人生佛教”思想的时代
太虚大师(公元1889－1947)生活在前后两次世界大战时期，亲身经历了战争带给人类的灾难，使得国家沦陷、百姓流离失所，人们向往和平的呼声越来越高，佛教做为和平的宗教理应为人类的和平做出贡献。太虚大师在此历史变革时期，高瞻远瞩大胆设想，充分利用佛教慈悲喜舍的精神提出“人生佛教”思想，来建立世界和平百姓安居乐业的祥和社会理念。如太虚大师在《人生的佛教》中所说：
现在国内与国际所有的人类，经过这次大战的痛苦，大家都希望社会安定，世界和平，而且长远、永久不再受战争的灾难，这是人人普遍的心理！[3]
并且引用了美国总统杜鲁门的话说，在今日高度科学发展下，亟须高度的道德配合，重造和平幸福的世界。在当时太虚大师认为科学的发展和现代化的武器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远远大于利益，因此希望能通过宗教的理念来唤醒政治家的道德观念。如他在《人生的佛教》中所说：
因科学发展，制造新式武器，如不以道德运用、驾御，为害人类实甚，此则非昌明高度道德性的宗教不可。世界三大宗教，以佛教教义博大精深，最适合人类实际生活之道德，足以补科学之偏，息战争之祸，以维持世界的永久和平与幸福。[4]
北京知恩报恩放生团在太虚大师看来世界三大宗教中，唯佛教思想倡导和平、慈悲的精神，认为佛教应当积极推行“人生佛教”。如在《人生的佛教》中说：
佛教的本质，是平实切近而适合现实人生的，不可以中国流传的习俗习惯来误会佛教是玄虚而渺茫的；于人类现实生活中了解实践，合理化，道德化，就是佛教。[5]
由于太虚大师的亲身经历和当时世界局势的不断恶化，世界人民遭受“法西斯”战争的摧残，中国人民也同样受到“日本帝国”的侵略，使得世界人民都处在长期的战争灾难中，无以数记的人们国亡家破无家可归，妻离子散流离失所。在这种饱受战争痛苦的时期，人们多么希望世界和平永无战乱；同时也由于战争的摧残，人们的生活十分的艰苦；使得人们认识到战争形成的灾难永远无法弥补。太虚大师在这种世界动荡不安、百姓生灵涂炭之际，以大仁大智、大悲大勇的精神提出“人生佛教”思想理念，来拯救被炮火破碎的山河，抚平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创伤。在太虚大师看来，当时所处的历史时期唯有佛教的“慈悲”精神，才能拯救当时的社会和人类。如在《人生的佛教》中说：
在人类生活中，做到一切思想行为渐渐合理，这就是了解了佛教，也就是实行了佛教。因为佛陀教人持戒修善，息灭烦恼，就在使人类的生活合理化。人类生活中可共同通行之道，便是道德；互相欺诈、淫乱、争夺、杀害，皆是不道德的行为。佛法切实的指导改进，使其互相推诚、仁爱、谦让、扶助，这就是学佛的初步。”[6]
由此，太虚大师提出“人生佛教”的思想也就适合当时的社会形态，也是佛教由圣神的形象转向更实际的“人格”化了。
二、太虚大师“人生佛教”思想的内涵
太虚大师“人生佛教”思想的内涵主要体现在对“人生”的关注上，超越了传统佛教思想只重视“出世”的思想，而更加重视佛教“入世”的精神。太虚大师曾有一首偈颂说的最为精要，如颂曰：“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7]在这首偈颂中非常明确的表达出了太虚大师对“人格”的重视，认为成佛是每一个学佛者的最终愿望，但要成佛首先要完成一个做人的标准，也就是说成佛先要做一个合格的人。这正也说明了太虚大师对现世人生价值的重视，把做人的标准确提升到成佛的标准上。因此，太虚大师“人生佛教”的内涵就是——人成即佛成。
太虚大师对佛教人生观作了精辟的解释，在其《人生的佛教》中说：
狭义说，是人类整个的生活；广义说，人是人类，生是九法界的众生。人类是九法界一切众生的中枢，一念向下便为四恶趣等，一念向上便为天及三乘等，故人类可为九法界众生的总代表，也就是九法界众生的转悷点。[8]
在这里太虚大师明确说明了“人”是人类，“生”是众生，认为人类是一切法界众生的总代表。当我们的一念向恶时便为四恶道的众生，如果一念向善时便为天及三乘的圣道。作为一个修学佛法的人来说人道最难得，所以佛经中说“人身难得”，佛陀示现成佛也在人间。从而说明了关注“人生”对修学佛法的重要意义，这也是太虚大师倡导“人生佛教”的意义所在。
太虚大师通过对佛法的精研，敏锐的认识到了佛陀出世说法的本意所在，为度一切众生出离生死。而九法界众生下四趣业力深重不能修行，上四趣福报太大不知修道，唯有“人趣”处中，知苦知乐有进趣之心上升可达佛果。而每个修行的人要修“心”，就必须要通过实际生活和对人生价值观的体现，来形成修学佛法的过程。太虚大师一生致力于佛教的改革，倡导人生佛教，主张佛教要重视现世，不要专门去研究死後的问题。认为只有人在活着的时候，才能体现出人生的价值，应当活在当下，不要专门为了死后如何而去生活。如在《人生的佛教》中说：
人生，不论古今中外的宗教贤哲，总是教人为善，与人为善，向上进步以养成完美的人格；增益人类共同的生活，以求安乐、和平。佛教于充实人生道德，极为注重，人生佛教尤以此为基本。[9]
太虚大师劝诫人们：“如果发心学佛，先须立志做人，三皈四维淑世，八德十善严身。”[10]
三、太虚大师“人生佛教”思想的价值
太虚大师“人生佛教”思想的价值在于对现世人生价值观的体现，本来传统佛教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出世法的价值观，认为现世的“人我”是五蕴之体，由四大组合而成是假我。修学佛法就是要借用此五蕴假我来修证未来，通过对假我的体证而达到“无我”的境界，所追求的是出世的精神。而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思想主要是体现“入世”的精神，打破了人们传统上对佛教的认识，目的使要人们认识到佛教对我们现世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如在《人生佛教开题》中说：
今之人生佛教。侧重于人生之改善，特出者即能依之发菩提心而趣于大乘之佛果，即于此上，消极的则对治佛法向来之流弊；积极的则依人生之改善而发菩提心。”[11]
传统佛教思想主张学佛就是为了“死的好，死了以后好”，使人们失去了对佛法信心，认为佛教是消极避世，也就成为中国佛教发展的很大弊端。而太虚大师“人生佛教”思想的提出，大大扭转了人们对佛教的这种错误认识。
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思想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人生改善，二是后世增胜，三是生死解脱，四是法界圆明。如在《人生佛教开题》中说：
可略分为四：一、人生改善：一般佛经皆说到此义，即人民五戒之行，轮王十善之化。改善人间，即是目的；人生改善成功，即是效果。二、后世增胜：依业果流转而修行者，每希望后世增胜，即希望将来比现在之人作得好。三、生死解脱：此因看到后世增胜仍不免于三界轮回，若不修到生死澈底之解脱，终必流转；依于此种目的所获得之效果，即为罗汉。四、法界圆明：此为大乘特有者，二乘圣者虽了生死，然有所知障，不知一切法实相；纵略知法空，亦不究竟，故于一切法不能圆满通达而仍有障碍。”[12]
此即说明了“人生佛教”的价值观所在，太虚大师认为人们通过修行五戒、十善来改善自己的人生观和日常生活，如果通过佛教思想理念改善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人生观，这就是“人生改善”；人生改善成功后进一步就是对后世的增胜，换句话说就只有改善了现世的人生，才能是人在未来后世增胜，因为现世与后世是因果关系，改善了现世的因才能是后世的果增胜；而人们修学佛法的最终目的在于解决“生死”问题，如果不能彻底解决生死问题，仍然要轮回于三界，所以“人生佛教”仍然包含有“生死解脱”的含义在内，生死解脱也是“人生佛教”的关键；虽然了脱生死如果不能成就佛道，仍然不是最究竟，唯有体悟到诸法自性本空，才能认识到诸法实相，成就“法界圆明”。从这层意义而言，这是太虚大师“人生佛教”思想的四个步骤，而最重要的是第一步“人生改善”，只有作好了第一步“人生改善”，才能进趣到究竟的“法界圆明”。所以太虚大师在《人生佛教开题》中说：
这四种，大概言之，通常五乘中之人乘，即此中第一人生改善；天乘即通第二后世增胜；至于二乘，则综合前二加上生死解脱之第三种；大乘又可综合前三而加上第四法界圆明。不过中国向来所重。大概为偏重于此中第二及第三，即浅近的求后世胜进，高尚的求生死解脱。”[13]
四、对今天实现“人间佛教”思想的意义
在今天看来，倡导“人间佛教”思想者，主要有太虚大师、印顺法师、赵朴初居士、星云大师等，其中首推太虚大师。因为，太虚大师是“人间佛教”思想的最初倡导者，提出“人生佛教”使佛教“人生”化；印顺法师是太虚大师的学生，继承了太虚大师的思想，著有《佛在人间》[14]一书，具体阐述了如何实现“人间佛教”的理念；赵朴初居士早年就近亲太虚大师，在太虚大师临终前亲自嘱托赵朴初居士，要继承和完成自己的“人间佛教”遗愿，由此赵朴初居士提出了“人间佛教”思想精神；星云大师是典型的“人间佛教”的实践者和推广者，星云大师取“佛光山”之名，就是意味着佛光普照人间的意思，建立真正的“人间佛教”。
“人间佛教”思想是今天中国佛教发展的指导方针，也是佛教在中国发展的必然阶段，中国是大乘佛教真正的发祥地，而“人间佛教”是大乘佛教精神的具体体现，也是菩萨慈悲精神在“人间”的体现和实践。如印顺法师说：人间佛教，是整个佛法的重心，关涉到一切圣教。这一论题的核心，就是‘人——菩萨——佛’，从人而发心学菩萨行，由学菩萨行而成佛。在现实人间弘扬佛法，利乐众生，造福社会。而真正将“人间佛教”思想作为中国佛教发展的指方针是赵朴初居士，在《佛教常识问答》的最后一章就是《发扬人间佛教的优越性》。赵朴初居士1983年，在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理事会上，作《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三十周年》的报告时，提出把“人间佛教”思想作为中国佛教协会的指导方针。而赵朴初居士的“人间佛教”思想，是继承了太虚的“人生佛教”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的，将“人间佛教”思想的基本内容概括为五戒十善，四摄六度，并且发展成为关怀社会、净化社会的理念。如赵朴初居士说：
我们提倡人间佛教的思想，就要奉行五戒、十善以净化自己，广播四摄、六度以利益人群，就会自觉地以实现人间净土为己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崇高事业贡献自己的光和热。[15]
星云大师可以说是当代“人间佛教”思想的推行者，在《佛光山的性格》一文中说：
佛教一旦离开了生活，便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佛法，不是指导我们人生方向的指南针。佛教如果不能充实我们生活的内涵，那么佛教的存在是没有意义的。佛陀的教化，本来就是改善我们的人生，净化我们的心灵，提升我们的品质……我一生的理想，就是弘扬人间佛教、生活佛教。[16]
由此可见，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思想，是今天我们提倡“人间佛教”思想的动力，由于太虚大师敏锐的智慧认识到佛教不能仅限于“死人的佛教”，而更应当关注于“现实人生”。所以太虚大师说：
今倡人生佛教，旨在从现实人生为基础，改善之，净化之，以实践人乘行果，而圆解佛法真理，引发大菩提心，学修菩萨胜行，而隐摄天乘二乘在菩萨中，直达法界圆明之极果。[17]
结 论
从20世纪初太虚大师提出“人生佛教”的理念至今，“人间佛教”已经经过了将近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使得“人间佛教”思想不仅是理论上的倡导，而是佛教思想入世化、生活化的进一步发展。赵朴初居士给“人间佛教”的定义是，上求佛教道，下化众生，庄严国土，利乐有情”，而太虚大师则说，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六祖慧能大师也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求菩提，恰似觅免角。这也就是说经过了佛教历代的大德高僧的不懈努力，才使今天“人间佛教”的思想成为中国佛教发展的指导方针，由此发扬了佛教积极进取的精神，使佛教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很好接轨，并且与社会各个阶层人士相互沟通，使之“人间佛教”思想为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幸福而做出了贡献。
注释：
[1]《自传》：见《太虚大师全书》，第十九编，五十八册。
[2] 同上。
[3]《人生的佛教》：太虚大师于民国三十五年八月在镇江欢迎大会演讲，见《中流》四卷七八期；见《太虚大师全书》，第二编，第五册，《五乘共学》。
[4] 同上。
[5] 同上。
[6] 同上。
[7] 《即人成佛的真现实论》：见《太虚大师全书》第十编，第四十七册，《支论》；“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圆佛即圆，是名真现实。”
[8] 同上。
[9] 同上。
[10] 《五十开题》：《见太虚大师全书》，第二编，第六十三册。
[11] 《人生佛教开题》：太虚大师于民国三十三年秋在世苑汉藏教理院演讲。见〈海刊〉二十六卷第一期；见《太虚大师全书》，第二编，第五册，《五乘共学》。
[12] 同上。
[13] 同上。
[14] 《人间佛教》：台湾印顺法师著，见《妙云集》，第十四册《佛在人间》。
[15]《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三十周年》：见《法音》1983年第6 ，总第14 期，第13页。
[16] 《佛光山的性格》：见《星云大师讲演集》与《云水日月》。
北京放生比较好的地方[17] 同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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